第347章 史家巨匠司马迁

第347章 史家巨匠司马迁 (第2/2页)

然而，在这些贤能之士中，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和孔安国。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、哲学家，他提出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思想被汉武帝采纳，成为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。孔安国则是孔子的后人，家中藏有当世失逸的《古文尚书》十余篇，并且兼通今古文学，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。
　　
　　司马迁曾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时说过：“我听董生说：‘周朝王道衰败废弛，孔子担任鲁国司寇，诸侯害他，卿大夫阻挠他。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，政治主张无法实行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，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，贬抑无道的天子，斥责为非的诸侯，声讨乱政的大夫，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’”。这段话不仅体现了董仲舒对孔子《春秋》的深刻理解，也反映了他对司马迁的影响。
　　
　　纵观《史记》，董仲舒的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　　
　　其一，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，主张以有道伐无道。这种思想成为《史记》反对暴政的思想基础。在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对暴君如夏桀、商纣、周厉王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，而对明君如商汤、周武王、汉文帝等则给予了高度的赞扬。他认为，君主如果无道，人民就有权利推翻他，这正是公羊学“汤武革命”思想的体现。
　　
　　其二，公羊家“尊王攘夷”，主张“大一统”的思想。这种思想成为《史记》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。在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强调汉朝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，他对那些分裂国家、破坏统一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反对。同时，他也赞扬了那些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贡献的人物，如秦始皇、汉武帝等。
　　
　　其三，公羊家崇让、尚耻之义是《史记》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。在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对那些品德高尚、谦让有礼的人物进行了赞扬，如孔子、孟子等；而对那些自私自利、不知羞耻的人物则进行了批判，如赵高、李斯等。他认为，一个人的品德修养是评价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。
　　
　　孔安国作为孔子的后人，家中藏有当世失逸的《古文尚书》十余篇，并且兼通今古文学。司马迁为了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，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，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，曾多次向孔安国请教《古文尚书》的问题。
　　
　　《古文尚书》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，对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司马迁在写上古三代史时，从中引用了大量的资料。例如，在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，司马迁就引用了《古文尚书》中的内容来考证五帝的事迹。同时，孔安国的学术思想也对司马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他教导司马迁要注重对历史资料的考证和辨析，要以客观、公正的态度来撰写历史。
　　
　　司马迁对孔子充满了崇敬之情，他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给予孔子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的高度赞扬。他认为，孔子的学说和六艺经传是中国文化的精华，他要效法孔子的精神，继《春秋》作《史记》，完成一代大典。因此，在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大量引用了儒家经典的内容，并且将孔子的思想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标准。
　　
　　人们向来将“发愤著书”当作司马迁的创作宗旨。的确，《史记》奔涌激荡着司马迁的个人情感。司马迁因李陵事件遭受宫刑，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耻辱和痛苦。然而，正是这种坎坷的亲身经历，使他对封建统治者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，也使他从创作实践中更加体会到古人发愤著书的心情。
　　
　　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，司马迁提出：“昔西伯拘羑里，演《周易》；孔子厄陈、蔡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著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而论兵法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《孤愤》。诗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，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也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”这段话列举了历史上许多贤圣因遭受挫折而发愤著书的例子，说明苦难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。
　　
　　在《报任安书》中，司马迁也写道：“及如左丘明无目，孙子断足，终不可用，退论书策以舒其愤，思垂空文以自见。…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”他认为，自己之所以要撰写《史记》，不仅是为了抒发心中的郁愤，更是为了探究天人之间的关系，通晓古今历史的变化，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。
　　
　　司马迁的“发愤著书”说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历史意义：
　　
　　首先，它阐述了社会生活、个人经历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。司马迁强调个体写作的决定因素，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源于生活，反映现实。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开魏晋文论自觉意识的先河，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　　
　　其次，它揭示了苦难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。悲愤痛苦的情感往往使作者能够体会到生活与宇宙中最深刻的意蕴，这种建立在体验之上的思索，往往构成了作品情理交融的魅力，也是艺术特有的魅力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之所以能够成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，正是因为它蕴含了作者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情感。
　　
　　再次，它揭示出创作的意义——社会意义与个人意义相统一。司马迁通过阐述古代圣人的写作动机，指出古代的圣贤所以发愤著书，“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”他认为，历史上许多文人的创作都是想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”。这就将文章写作的动力归结为个人与社会的统一，不仅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，也是为了抒发心中的郁愤，使个人的生命意志得以延续。
　　
　　从东汉到明清两代，司马迁的“发愤著书”说一直被人们所关注和讨论。它既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，又对后世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创作的优良传统。许多作家都以司马迁为榜样，在遭受挫折和苦难时，发愤著书，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作品。
　　
　　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还特别关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在《货殖列传》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。他秉承老子的治世思想，认为统治者就应该让老百姓过安稳日子，让经济自然而然地发展。他指出，对待经济发展：“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最好的方法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，其次是加以引导，再次是进行教育，然后是进行整顿，最差的方法是与民争利。
　　
　　司马迁的这一经济思想虽然有讽刺汉武帝所采用的经济政策之嫌，但的的确确是极其高明的见解。汉武帝时期，为了加强中央集权，实行了盐铁官营、均输平准等政策，与民争利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，但也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。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张顺应自然，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，这与现代经济学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。
　　
　　只可惜，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并未引起历代统治者的重视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大多数统治者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，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无法发展壮大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遗憾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，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必然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。他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，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，不可能提出超越时代的经济理论。但是，就中华历史而言，他的经济思想已经是极其超前的了。
　　
　　就这方面而言，司马迁是倾向于道家的。他也曾说他父亲司马谈最终研习了道家学说，可见，他也必然深受其影响。若按班固对道家的评价来划分，司马迁完全可以被划入道家之列。道家主张顺应自然，无为而治，这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治世理念是一致的。
　　
　　综上所述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是多元化的，他融汇了儒家、道家等多家学派的思想精华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。他的“发愤著书”说和经济思想，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，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的《史记》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，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，它展现了司马迁渊博的学识、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，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。